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近20年间有着惊人变化。以电视剧为例，以前吹毛求疵。如果唐太宗用了一个典故或成语是发生在宋代的，观众中的有识之士会拍案而起，那年头的杂志也很乐意发表这些文章。而现在大家都很麻木，一个魏东亭，在《康熙王朝》里可以和康熙一天死，而在《雍正王朝》里就得被胤稹逼死。大家觉得关我鸟事，倘若对自己的股票有利，魏老东西死在淮海战役都可以。
前不久据说北京推出了5平方米的超小型楼盘，江湖上还有一个奇人在5平方米里什么都建筑了，浪漫得心酸。从1995年至2001年间，在中国千余足校中厮混的学员及其家长，心里都有个共同愿望———不是“振兴中国足球”，而是现实地要通过足球住上好房子，过上好生活。不幸的是，不管中国足球如何，任何一年都有尖子球员登上红地毯，但成千上万的人，却只能充当金字塔最底层的牺牲品。人生就像一次不可更改的投注，他们错了。
1995年至2001年发生的事可以称之为历史，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故去，并像现在的我们一样充满现实感。孩子们分门别类被押着上钢琴课，上外语课，上足校……最后一种不上学。也就是说，家长当年砸锅卖铁送孩子到足校，其悲壮程度有如不成功便成仁；另一个角度来说，足校的主办者在开出几十种事无巨细的收费项目时，也不会不意识到一旦这些人无法成才意味着什么。人类的历史伴随着分工精细而逐渐发展，足校狂不是一种对“足球能吃饭”的肯定，而是和14世纪荷兰郁金香热、80年代中国的君子兰热一样的群众性狂潮。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最后受害者自己埋单，而从中获利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已经很难追究。
职业队的主力队员年收入几百万，引得不少人对此眼馋，进入一线队就可以帮补家庭，打上主力就可以不愁下半世。暴富的心态催生了赌徒心理，催生了一批黑足校，也带出了一大批足球落榜者。
究竟有多少人成为足球的弃儿，这个问题异常沉重。足球的社会问题有时候就像传销一样令人憎恶，所不同的是传销还可找到人负责，但黑足校究竟让多少人成为社会的废人几乎没人过问。足球的全盛时期，普通的县市都有足球学校，并挂上著名球员、教练甚至足协的旗号，这笔账注定成为无法追索的糊涂账。凡事皆如此，唐国强等人天天为北京新兴医院大打广告，媒体暗访却发现医院的热线急于诓记者去应诊说“没有睾丸也可以治”；那个2000年在海埂哭泣的母亲，说在某俱乐部梯队足校花了几十万，送来试训的孩子被评价为根本不会踢球。
一个人被遗弃是一场悲剧，10万人被遗弃仅仅是个数字。过去的足校底层受害者注定将只是无人负责的一个数字。之后，剩下中国足球不断悲鸣“选才范围狭窄”。（吴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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