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邓文报道 1992年6月23日，当来自全国各地足协以及解放军的代表走进北京西郊的红山口礼堂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以为，在未来的数年内，他们各自代表的地方足球协会将是足球改革的身体力行者，所有的权利和责任都将毫无争议地由自己承担下去。事实和这个愿望相背离太远，一直到2008年，当初参加会议的解放军代表旗下的八一足球队已经解散，其他足协在职业联赛中早就丧失了当时的话语权。每每只有一个俱乐部丧失经济支持或注册背景有问题时，提到“托管”才会想起地方足协———16年，他们是改革者还是旁观者？
担心都成为了事实
在王俊生回忆中，红山口会议从那个炎热的夏天下午开始就是一场舌战。南方大省、市足协秘书长认为，中国足球发展到今天，必须要进行全面的改革。而大多数地方协会的领导人则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的道路，现在门票才两三毛钱一张，观众寥寥无几，如果提高到五元、十元甚至二十元还会有观众吗？再有，这么高的价格不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体育在我国是福利事业的根本宗旨了吗？把专业队变成俱乐部，把俱乐部变成独立的经济实体，改变目前专业队的性质，是不是脱离了体委的领导？足球由谁来领导？让企业及其老板们管理足球，行吗？他们懂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运动员，都拱手交给他们？”
对门票价格等问题的预期证明地方足协并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经济大潮，而对于可能出现的“拱手”交出的，他们则认识得更清楚———那绝对不是仅有“培养得辛辛苦苦”的球员。地方足协拥有从各级学校、体校中选择球员的权力，而地方足协和体育局（当初是体委）对运动员退役后的“安排工作”，被认为是运动员生活的王道。也就是说，地方足协历史上秉承了足球这个行业的正宗衣钵，只要从事足球这个行业，不管是注册、评级或是分配工作，都和足协息息相关。在1992年之前，足协和地方体委的权力无可辩驳。也因为这样的原因，足球重点城市等称号才显得更加珍贵。2001年，当阎世铎在深圳的足工会上增加了好几个足球重点城市时，尽管此时的足协已经比职业化前权力减小了许多，但还是引起了不少同城省市两个足协的极端争论。为了不同级别的足协都成为“重点足协”的问题，争论最终上升到了阎世铎是否“违宪”。
以今年的一件小事为例，可以模拟一下当年地方足协的权力范围。08联赛还未落幕，中国足协就已开始准备下赛季的职业联赛。为了提高联赛的竞技水平，中国足协在教练员执教资格上作了新的规定———2009赛季无论是执教中超还是中甲，教练员必须持有A级教练员证书(此前足协仅规定中超主教练必须拥有A级执教证书，而中甲则只需要B级或者以上便可以)。为此，中国足协近日向各地方足协发文，足协将在广东清新名将基地举办A级教练员培训班，由国际足联讲师授课，并以此认定是否对接受培训的教练员授予A级教练员资格。当年，地方足协在球员的选拔上同样具有这样的权力，也就是说，进入他们管辖下的最高水平球队（省队或市队），也就拿到了正式的“训练编制”，在那个年代意味着拿到了一个铁饭碗。
被投资者挤到了边缘
最早，当第一批职业足球的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时，他们还求助于地方足协的帮助，更快入手。但随着甲A黄金时代的到来，这些投资者很快就发现，所谓“足球内行”就是他们自己。于是，越来越多的地方足协（只要他们所在的区域内有顶级球队）发现他们只需要做一些“文件工作”———除了每个赛季例行公事的球员注册、协助俱乐部注册之外，办理联赛采访证件等等之外，他们已经很难从足球市场分一杯羹。
在这方面，四川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2006年春节之前，四川省体育局局长朱玲宣布“四川失去了中超”，实际上，四川省体育局和四川省足协，已经早就丧失了对四川队的控制。当下，已经很少有人再来敌视徐明的实德系———首先，足球在当地的地位在下降，无人继续关心；其次，徐明本人和实德集团在汶川地震期间直接捐助的款项超过700万元，这比一般的川商都要多得多，四川人认为实德已经“够意思”。而在2002－2006期间，四川足协由于实德直接接手四川俱乐部，早就领略阵地沦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为“四川大河”、“四川太平洋”和“四川冠城”的顺利注册而违心工作，在实德系和四川记者交恶的关键时刻，四川省足协还应资方的邀请充当调停者。一位官员用“刘备诸葛亮都不是四川人”来说服记者停止炮轰，结果引发了更为直接的对抗。
放眼全国范围，除了全运会时协调辖区内的职业队放人参赛，以及为一些比赛充当第四官员或监督，地方足协官员的职责也仅限于此了。在职业联赛的过程中，地方足协对职业联赛发生的众多事故，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一方面，他们希望足球整体更好，认为由地方足协更多参与，绝不至此；另外一方面，由于他们和职业联赛的隔阂，又客观上减轻了对职业联赛的期待程度。数年来，投资者则认为地方足协的想法是不对的。一位中超俱乐部官员曾对记者私下表示，“他们搞的时候更乱，1984年足协杯，不是吗？”他指的是1984年第一届足协杯第二阶段安徽对福建的比赛。当时两者在复赛阶段相遇，若胜了这场球，将在第三阶段去碰强大的八一队。于是，在光天化日下两队争相往本队球门射门。完场时安徽队率先将球送进自家大门，福建队同样撕破脸皮，向自家大门发起猛攻之。这时仿佛时空发生了扭曲，安徽队的前锋此刻倒戈相向，替福建队当起了后卫，顶住了福建队的“自杀式攻击”。直至终场哨音响起，福建队则为他们的胜利垂头丧气。但是，事情发生之后，当事的足协也没有对此深究。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赛季结束后，某地方体育局设宴给完成目标的中超球队庆功，在宴席上，地方足协领导和投资人有这么这番值得玩味的对话：“能够完成目标，要感谢体育局和足协的支持。”“现在你们投资人才是老大，我们就是给你们打打杂。”
首次放权无疾而终
青年联赛毫无疑问是对地方足协的又一次放权行为，在此之前，阎世铎已经开始有意识尝试了一次。
2004年阎世铎在一次全国会议后表示，“现在中国足协与地方足协已经统一了认识。以前地方足协作用淡化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正常的。”看得出来，当时阎世铎已经试图将一些权力下放到地方足协之后，期待能迅速扮演起改革排头兵的角色。当时还成立了一个“改革小组”，阎世铎说，“中国足球改革不是孤立的，是一项系统工程，中超、中甲和地方足协是有联系的。阎世铎表示：“在职业联赛的历史上，地方足协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眼下地方足协的作用趋于淡化，几乎已经游离在职业联赛之外，话语权越来越少。中国足协将进一步推动改革进行，共同把联赛和中国足球的水平搞上去。”
阎世铎时代的放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用地方足协制约俱乐部，无论是对中超章程的修订，还是改革意见，中国足协都用很大篇幅强化地方足协的作用。足协提出：有职业俱乐部的地方足协负责人进入中超和中甲委员会，并允许有条件的地方足协按照中超、中甲俱乐部标准规定，可以以契约、控股、联办等多种形式组建职业足球俱乐部。地方足协对当地俱乐部提供服务与业务指导，负责俱乐部的注册审批和管理监督；地方足协还要定期听取俱乐部的工作汇报，俱乐部的转让、迁移主场、退出等重大事宜，须由当地体育行政部门批准等。后来，由于并非所有地方协会都对这条规定感兴趣，加之阎世铎在随后不久便从足协下课，这一放权行为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阎世铎任内，他已经意识到了，只在足球俱乐部需要“托管”时才让地方足协上的做法是有欠缺的。作为曾经管理者的地方足协由于多年淡出江湖，几乎无能力也无管理水平支撑庞大的职业足球运作费用。这直接造成了被足协托管的中超球队问题重重，成绩一落千丈，甚至卷入了“卖球”、“赌球”的传闻之中。2008年，当中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退出行动宣布开始后，武汉和湖北足协也无法扛住地方足球的大旗了。湖北省足协和武汉市足协是武汉俱乐部的两个小股东。当时盛传如果湖北省足协能够托管武汉俱乐部，则武汉足球还有一线生机。但是，光谷提出如果把俱乐部交给足协托管，必须交付一定费用，毕竟该企业5年来投资两亿。而地方足协拿不出这笔托管费。退一步说，即使免费托管，没有大企业资金支持，武汉俱乐部打剩下中超联赛或者明年中甲的费用，地方足协也没有。到最后，湖北和武汉的地方足协都只好郁闷地表示，他们只能托管部分由地方输送的球员，其他失业球员的出路，只能由光谷自己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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